老板不让露脸、隐姓埋名做游戏，中国游戏圈的神神秘秘“何时松绑”？ | 游戏观点

【游戏新闻专稿，禁止转载！】

游戏新闻报道/借上一周“ChinaJoy 2026”举办之机一家韩国游戏媒体拜访了中国上海。并在之后发表了一篇颇具深意的报道：他们采访了三位匿名的中国游戏业从业者，试图解开一个困扰海外同行已久的谜团：为什么中国游戏公司极少公开其核心开发人员的真实姓名？

这篇采访在海外圈子激起了不小的涟漪，但对于国内的行业从业者和媒体而言，文中所提及的各种隐姓埋名与保密操作，不过是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的“行业日常”。

甚至就在近期，游戏新闻自己也亲历过一件相关际遇。前段时间某大厂国内团队举办线下活动，受邀媒体纷纷到场，台上的游戏制作人和团队核心成员侃侃而谈，现场采访速记也顺畅地记录下了发言者的英文名。然而到了临近发稿环节，对方公关却突然发来通知：不仅要求删掉制作人个人英文名，连其背后的工作室字样也必须一并抹去，最终整篇文章只能用“制作人群体”这样一个模糊而又中规中矩的统称来代替。

你很难想象，一个已经在行业和现下公开露面，甚至已经用英文名做了“一层掩护”的开发者，在面对媒体公开发稿时，竟依然谨慎到了连英文名和所属工作室都不敢保留的地步。

图片来源：AI生成

而这种隐秘与谨慎，在中国游戏圈几乎蔚然成风。

看如今的中国游戏产业，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大厂的旗舰级产品在全球市场大杀四方，动辄砍下数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年收入；在手游爆款数量、SLG出海大军，乃至跨端多平台持续运营的大作领域，中国游戏公司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版图。这无疑证明了中国游戏研发实力的强大，也说明了这个圈子人才济济。

但与这股强势实力形成鲜明反差的，恰恰是背后研发人员的“集体失踪”。

不管是上千人规模的头部重磅项目，还是二次元、出海赛道的黑马，除了极少数主动站台接受直播采访的制作人外，绝大多数核心主创、主策划、主程序乃至组长，都像是隐没在爆款产品和名厂大招牌背后的“无名氏”。他们不仅名字用花名、英文名遮遮掩掩，甚至个别人在直播时还要戴着口罩。

反观海外游戏圈，尤其是传统的3A游戏大作，游戏结尾附带一套极其详尽的致谢字幕是行业不言而喻的惯例。在这张名单里，无论是主创、离职员工，还是合作的外包团队、发行支持甚至声优，每个人都能有名有姓地被全行业看见，一款游戏的成功是所有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而在中国的网游与手游世界里，绝大多数人却是常年“查无此人”。

这种神神秘秘的氛围，自然吸引了海外同行的好奇。

图片来源：AI生成

在这篇文章中，韩国媒体Gamemeca深入采访了三位国内从业者。其中，A先生曾在中国大型游戏厂商工作十余年，并在大型项目中担任核心角色，后来因接受高薪挖角而跳槽，但未能在新公司立足后离职，目前是一名独立开发者；B先生则在一家中国大型游戏厂商担任公关负责人，已从业多年；C先生是一名在中国游戏媒体及Bilibili 等平台活跃的撰稿记者，针对A先生与B先生的说法进行了补充。三人均以匿名形式接受了本次采访。

以下是以游戏媒体游戏新闻整理翻译的采访内容：

隐藏开发者，究竟是不是为了防范外部挖角？

针对“游戏厂商不让开发者公开露面”的原因，A 先生表示，防范外部挖角确实是目的之一。他强调，中国游戏厂商将人才视为公司的绝对资产。一旦把某个制作人捧成明星，个人的影响力就会反噬公司的管理体系。他提到：“像小岛秀夫那样把特定制作人塑造为明星，个人的影响力就会凌驾于公司体系之上。不仅在薪资谈判时话语权激增，更会直接成为竞争对手猎头的首要目标。”因此，大型游戏厂商倾向于将开发者彻底塑造成系统中的一部零件。即行业俗称的“螺丝钉”，比起开发者个人，厂商更着力于打响企业品牌。

反之，B 先生则否认了“限制开发者露面是为了防范挖角”的说法。他斩钉截铁地表示：“即便不让制作人公开露面，也根本挡不住猎头和竞争对手的眼睛。行业猎头与公司 HR 的寻访网络远比想象中更加精准。”通过内部脉络和业内口碑，谁是核心人才早已被摸得一清二楚，与是否接受媒体采访毫无关系。防止人才流失的关键，不在于隐匿外部曝光，而在于提供相匹配的薪酬、发展前景和工作环境。此外，B 先生还补充道，以自己所在的厂商为例，在发布重点新作时，制作人会站到媒体采访前线，甚至亲自参加直播与玩家沟通，市场风向已发生了剧烈变化。

不过，对于 A 先生所提到的“防止个人影响力过大”这一点，B 先生表示认同。他指出：“制作人个人知名度上升并形成粉丝群体后，在公司内部的话语权和身价都会暴涨。若游戏的成功被归功于制作人个人而非公司，日后其离职将直接导致玩家口碑剧烈动荡。因此对厂商而言，抑制开发者个人品牌塑造、仅打造工作室与游戏 IP 品牌的意愿非常强烈。”

对此，A 先生也同意“媒体曝光与竞争对手的人才寻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因果关系”。他也坦言：“即便名字不外传，能力也无法被掩盖。在微信的封闭开发者社区或技术研讨会上，谁编写了哪个项目的核心逻辑，口碑早已传开，猎头正是顺着这些线索找上门的。”不过他补充道，由于媒体曝光同样容易吸引猎头或竞争对手高管的注意，因此厂商依然保持谨慎。

行业内存在哪些跳槽案例？

事实上，中国游戏行业为了从对手手中挖走核心人才，各种规避法律风险的手段屡见不鲜。但在这一点上，受访者的看法有所分歧：A 先生认为这仍是“现在进行时”，而 B 先生则表示这已是“过去式”。

A 先生解释道：“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常见的手段包括：不将拟引进的核心人才直接招入总公司，而是通过第三方签约。例如成立由子公司或第三方（如亲属等）名义持股的新公司，伪装成仅提供 IT 咨询或技术支持的企业，再由该公司与拟跳槽的目标公司签订技术顾问或外包开发合同。”他接着补充：“还有一种方式是在新加坡、香港或北美等中国法律效力难以覆盖的地区设立海外法人，并与人才签订合同将其聘为顾问，实际上则以远程办公的形式统筹国内的开发团队。这种情况下，即便前东家提起诉讼，要证实与海外法人的雇佣关系并走完法律程序也需要耗费大量时间。”

结合自身经历，A 先生透露：“前东家曾给我及其他开发者套上‘金手铐’（即巨额期权或分多年发放的长期奖金）。由于未领取的绩效奖金高达数千万元（韩元），大家通常不敢轻易离职。然而一旦游戏大卖，竞争对手就会开出两倍底薪，并承诺一次性垫付违反竞业限制的违约金以及‘金手铐’补偿金，以此强行挖人。因为比起从零开始搭建团队、磨合一两年的时间成本，直接挖走成熟团队显然划算得多。当时对方不仅挖走了制作人，还把主美、主策划等十几名核心成员打包带走，业内将这种行为戏称为‘出去搞事情’，意为通过集体跳槽干一番大动静。”

对此，B 先生坦言，成立技术咨询子公司、第三方名义持股以及海外法人入职等手段确实曾是常见的规避方式，但如今这些灰色操作已基本销声匿迹。过去两三年间行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套路早已不再奏效。他解释称：“这确实是中国游戏产业在高增长期与人才争夺战中经历过的残忍历史。但如今包括我们公司在内的头部厂商，若看中心仪的人才或团队，绝不会采取强行挖角这种高风险手段，而是会通过资助该制作人成立独立工作室并进行股权投资等正当合法的方式进行合作。”

另一方面，A 先生还指出，有时挖人并不仅仅是为了做好游戏。“当竞争对手即将上线的新作可能对自家营收造成致命打击时，厂商甚至会出巨资将对方的核心制作人或引擎优化团队整体挖走。这些人过来后能再造爆款固然好，即使做不出成果也无所谓，因为关键在于破坏对手项目的连续性，拖延其上线进程。这种花上几千万元却能让对手损失数亿元营收的手段，被业内称为‘斩首行动’。”据他透露，早年间甚至存在“挖来开发者和团队吸干技术经验后便将其抛弃”的情况，在中国游戏产业发展初期，不少高薪引进的韩国开发者就曾遭遇过这种消耗。

法律风险与行业警钟

针对双方分歧，自由撰稿人 C 先生引用了多起具体的司法案例进行说明。他指出，随着中国法院及司法机关对代码泄露、侵犯商业秘密以及违反竞业限制等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甚至判处有期徒刑等刑事处罚），法律风险已大幅上升。加上通过违规手段挖角搭建的项目，往往因团队内斗或面临法律禁令导致服务中断而以失败告终，各大游戏厂商之间狂热的挖角风气已明显降温。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C先生特别提到了给全行业敲响警钟的代表性案例：腾讯与沐瞳科技创始人徐振华之间的诉讼。该案是中国游戏行业涉及竞业限制诉讼中知名度最高、赔偿金额最大的案件之一。作为腾讯曾经的核心开发者，徐振华在任职期间及离职后违反了竞业限制与保密义务，暗中设立并运营了新公司。当时徐振华虽采用了前述规避手段试图规避法律责任，但中国法院最终认定其“实质上开发了同质化的竞争游戏并侵犯了商业秘密”，判决其支付约 1940 万人民币的违约金，并追缴相关股票及期权收益。

C先生表示：“该案发生后，行业内普遍形成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共识。为了防止核心开发人员流失与带资创业，企业开始在合同中明确加入‘违反竞业限制将收回全部股权收益’的条款。”他补充道：“从中国法院近年来的判例来看，无论在何处入职、与谁签订合同，只要实际居住地或工作地在中国境内，或者开发出的产物与前东家的核心竞争产品存在直接对抗关系，法院均会认定为明确违反竞业限制。前东家也会竭尽全力通过提交代码 Commit 记录、IP 访问日志以及资金流向等多种证据进行追责。”

不过 C 先生也提到，这类案例通常很少被媒体详细报道。大部分大型游戏厂商在走向判决前，就会在调解阶段拿出铁证施加压力，迫使离职人员主动退出竞争对手的项目，并以非公开和解的方式收场。这主要是考虑到企业形象风险，且一旦进入正式诉讼，自家游戏的核心策划案、源代码及人员架构也有可能在庭审中曝光。

高薪挖角背后，成功并非必然

此外，受访者们还提及，高薪跳槽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走向成功。A 先生透露，中国大型游戏厂商往往会让多支高薪团队相互竞争，凡是没能站对赛道或拿不出业绩的人，很快就会被淘汰。一旦项目出不了成果，旧有派系就会派下空降高管进行监视，团队成员则会被当作其他项目的零件吸收或直接解雇。他痛陈大厂内部工作室之间为了抢占预算与基础设施而展开无休止竞争，甚至以数据指标为武器相互倾轧，将这种残酷的内部政治比喻为“把毒虫统统关进罐子里养蛊，让它们互相残杀，最终只培养出最强的一只”。

B 先生也表示，自己亲眼目睹过无数挖角后项目夭折的案例。“不少厂商花重金挖来制作人，但由于缺乏其在前东家所依赖的开发环境与引擎技术支持，项目最终难产。”他总结道，在这些教训的影响下，中国游戏行业已逐渐脱离盲目挖角的阶段，转而向重视工作室整体系统与团队协作的成熟方向发展。

综合各方说法，中国游戏厂商选择不让核心开发者公开露面，防范竞争对手挖角虽是原因之一，但绝非唯一因素。限制媒体曝光虽然无法彻底阻断寻访网络，但却能防范“明星制作人”的诞生，确保公司对项目拥有绝对主导权。此外，考虑到中国游戏玩家受社交媒体和网红影响极深，隐匿开发者也是一种防范极客玩家网暴与隐私骚扰的防御性机制。

在访谈的最后，A 先生提到了导致这一系列乱象的深层原因“35 岁危机”。在中国游戏行业，随着年纪增长，开发者很难继续承受“996”（早 9 点至晚 9 点，每周工作 6 天）的高强度工作。对于拿高薪且年满 35 岁的基层开发者，公司往往认为其性价比下降，从而将其列为裁员的首选目标。未能晋升为高管或制作人的 99% 的普通开发者，最终都难逃被“收割”和清退的命运。再加上如今 AI 已能编写代码、绘制美术乃至做策划，40 岁以上仍在一线奋斗的开发者可谓凤毛麟角。正是这种严酷的现实，驱使着开发者们极度渴望在有限的时间内跳槽到高薪公司；他们不仅容易被高薪诱惑，甚至会更加主动地向外展现自己的业绩。A 先生感叹，在这样的行业生态下，即便有法律和合同约束，恐怕也难以阻挡个人或团队层面的规避式跳槽。